王一江，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，长江商学院教授，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教授。1989年以后，兼职任世界银行顾问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 国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和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副会长。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组织理论、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、中国经济、货币与公共金融等。

　　本文的目的，是呼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，尽快通过补充立法，宣布对中小企业实行免除(即不要求中小企业执行)《劳动合同法》。这样做，有利于建立 一个公平高效的和谐社会，有利于同时帮助中小企业家和最底层劳动者两个弱势群体，有利于应对2008年宏观经济面临的挑战，有利于国家长远的健康发展，这 样做也完全符合劳动立法的国际惯例。

　　中小企业属于弱势群体，需要扶持

　　劳动立法和其他立法的一个共同目的，是保护弱势群体，促进社会公平。

　　在中国，包括众多个体户在内的中小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，并不属于强势群体。他们多数属于弱势群体，其中不少人甚至接近社会生活的最底层。有数 以百万计的中小企业主，来自于下岗失业、曾经生活没有着落的社会群体。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统计数字，仅2006年，就有83.8万下岗失业人员在国家 的引导和帮助下，申办了个体工商企业，4.5万人投资兴办了私营企业。这些中小企业主们，因为就业和生活所迫，不得不白手起家办企业。有些人靠的是有限的 下岗补偿金，有的甚至拿出了自己和家人的全部积蓄，冒着巨大的风险，拼死一搏。

　　即使在创办企业以后，这些中小企业主中的大多数，没有政府背景，不受权力部门的青睐和保护，反要经常受到随意干涉，穷于应付执法部门中少数以权 谋私的不法分子的敲诈勒索。他们靠着自己微薄的资本，面对成本上升和激烈竞争，为了企业的生存起早贪黑，所承受的精神上与体力上的压力，已相当不小。除此 之外，他们还要承担高税费和相当的社会责任。

　　尽管有这些金钱、体力和精神上的巨大付出，大多数中小企业，仍然免不了三年内亏损倒闭的命运。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规律，所以世界各国对中小企业都 特别关照，通过特殊政策，来支持与扶持中小企业。因此，在政府立法的指导思想中，应该承认绝大多数中小企业的弱势地位和状况，对待中小企业主这个群体，要 像对待其他弱势群体一样，更多地看到他们的困难，切不可关爱不足，限制有余，以种种不当法律或行政措施，限制其经营自由，加重其负担，使得他们弱者更弱， 难上加难。

　　扶持中小企业，就是帮助最底层劳动者

　　《劳动合同法》意在帮助和改善广大劳动者的就业条件，但其实施会导致中小企业经营成本的增加，经营管理的灵活性下降，导致众多中小企业的生存发 展更加困难，结果不但会损害广大中小企业的利益，同时也会损害劳动者，特别是那些最需要帮助的最底层劳动者的利益，导致立法的实际效果与立法初衷背道而 驰。

　　众所周知，中国基本国情是人口众多，经济不发达，劳动力市场严重地供大于求，加上大批劳动者教育水平和劳动技能低下，致使很多劳动者就业困难。 在中国，除了发展的问题，还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问题。改革开放30年来，伴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，有大批职工下岗和再就业；伴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 打破和城市化的进程，农村有几亿剩余劳动力需要在其他产业和城市寻找就业。这些因素再加上每年都有大量新增加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，造成了中国长期持续的 就业压力。

　　由这样一个国情所决定的中国低技能劳动者所面临的诸多问题，不是通过劳动立法可以解决的，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只有一个，就是发展经济。但经 济的发展是一个分阶段、长期的过程。在中国经济还不够发达的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大量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，路在何方？就在于遍布中国城乡的中小企业！

　　仅以2006年为例，就有253万以上的下岗失业人员在个体私营经济中实现了再就业。目前，中小企业吸纳了我国城镇就业人口的75%、农业转移 劳动力的80%。在一些经济发展稍微滞后的地区，中小企业提供的就业机会更是不可或缺。例如，江西全省城镇就业的97%均为中小企业所提供。没有这些遍布 中国城乡的中小企业为中国亿万最底层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——解决城市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，解决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其他产业转移的问题——这些人的 生活将是何种状况，国家和社会将是何种状况，真是难以想象。

　　有数不清的农民工，进城之初都是囊中羞涩，甚至身无分文。对于这些最底层的劳动者来说，他们来到城市后最初起步的工作机会，在城市生存和发展的 第一个台阶，多数情况下，不是那些知名的大企业，而是中小企业所提供。大多数中小企业，也愿意雇用这些没有技能的农民工，看中的当然是他们急于找到工作， 愿意接受低工资的事实。很容易想象，在这样的就业关系中，劳动者对工资和劳动条件很难满意，希望得到更好的工作，改善自己的收入和劳动条件。但不能因此 说，在这种就业关系中，这些劳动者就一定吃亏了。确切地说，这种就业关系尽管不尽人意，却是劳资双方互相利用、互相帮助的双赢关系。

　　其原因如前所述，对这些劳动者来说，劳动力供给严重过剩和自己技能低下的基本事实，决定了他们找工作难的必然结果。对他们来说，现实存在的选 择，首先不是优越的和更加优越的工作，而是有工作和没工作；他们只有首先得到工作，才有可能、有机会去选择更好的工作。最底层劳动者在被迫接受低工资，为 中小企业老板赚钱的同时，也利用了后者提供的宝贵就业，站稳了脚，获取了一定的技能和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后，通过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，一步一步改善自身状 况，最终在城里站住脚、扎下根来。

　　所以，这个层面劳资关系的基本性质是低端对低端、弱势对弱势。这两个弱势群体，主观上是想互相利用，客观上则在互相帮助。根据这个判断，我们不 应该把中小企业相对大企业来说偏低的工资和不够理想的劳动条件，看作是中小企业“剥削”、“剥夺”和“欺压”最底层劳动者的证据；也不应该把中小企业员工 的高度流动性视为一个严重的问题，人为地通过立法去降低它。我们应该看到和承认，一方面，很多中小企业，其自身的生存都严重缺乏保障和把握，确实没有实 力、没有条件提供与优秀大企业相媲美的工资、福利、劳动条件和稳定就业；另一方面，中小企业的员工保持相当的流动，也是劳资双方不断互相挑选、不断改善自 身状况的一个重要机制。

　　上面的分析告诉我们，政府扶持和帮助同属弱势群体的中小企业，保障中小企业和弱势群体在基本道德和法律规范内自由谈判、自由合同的权力，就是帮 助中国最底层、最弱势的劳动者，就是在促进社会和谐。如果不这样做，反而立法限制中小企业用工制度的灵活性，增加他们的用工成本，则必然导致他们用工意愿 的下降，这样不但损害了中小企业本身的利益，也会使更多最底层劳动者找工作更加困难。这时候，“剥夺”就会真正地发生：成千上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机会 被剥夺，数以亿计农民工初次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时起步的工作机会被剥夺，低端劳动者由低到高自然发展的过程被剥夺，从根本上、大面积损害了最底层劳动者的 利益。

　　扶持中小企业，

　　应对宏观经济挑战

　　2008年伊始，中国的宏观经济就迎来了一系列挑战。在南方遭受大面积暴风雪反复袭击的同时，国际收支严重失衡，人民币升值加速，世界性经济增 长放慢，石油、食品和各种原材料价格上涨，通货膨胀威胁加重。这些挑战，是摆在政府、企业和全社会面前的一道道难题。中国应该如何应对？

　　偏爱市场的人，会想到运用各种宏观政策工具来调节经济，比如加快人民币升值、紧缩性货币政策等。这些政策在解决国际收支失衡和降低通货膨胀风险 的同时，难免会增加就业市场的风险。偏爱政府干预的人，必然提出行政干预的种种建议和措施，比如限制某些产品的价格、政府指令性分配某些资源等。问题是， 政府干预虽然有比较好的短期效果，但从长期来说，它会造成国民经济中资源配置的更大扭曲，造成经济效益的更大损失。过分依赖行政手段解决经济问题，从长远 来说，有如饮鸠止渴。

　　所以，用宏观工具和行政手段来应对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严峻挑战，短期内虽然均属必要，却非万全和长远之策，因为这些政策都会对生产、对供给产生 不利的影响。应对宏观经济挑战最有效、对就业和经济长远发展负面影响最低的方法，是提高效率，增加有效供给。效率提高了，企业才能充分消化原材料上涨造成 的压力。供给增加了，物价就会稳定。有了效率，增加了供给，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自然会下降。而提高效率、增加供给，往往也会创造更多的就业。

　　企业要有宽松的环境，才能提高效率、增加供给。在各种规模的企业中，中小企业对市场的反应最灵活、最快捷，最善于在不利的环境中找到生存和发展 之路。鉴于中小企业这些基本特点，政府扶持中小企业，并不需要做太多，也不需要有太多投入(当然多一些更好)，而只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，就能 很快使其获得很大的发展。也许大家还没有忘记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经济最困难的时候，实行了“三级所有，队为基础”，饥荒就度过去了；实行了“三自一包”， 农贸市场的供应就丰富了。类似的例子，在建国后经济史上，绝非个别，而是规律。

　　面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诸多严重挑战，实行《劳动合同法》，捆住中小企业的手脚，增加它们的经营成本，限制它们的经营管理自主权，降低它们对市 场反应的灵活性，从而降低中国经济的总体效率，减少经济中的总供给，实为下下之策。应对2008年的宏观挑战，给广大中小企业松绑，为它们创造更加宽松良 好的经营环境，才是政府应该采取的上上之策。

扶持中小企业，符合国家长远利益

　　中小企业决定国家前途和命运。

　　从制度层面上来说，因为有广大中小企业的存在和发展，才能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，在一个经济中建立起一种创新文化，才会有充分就业，才会有优秀大企业赖以涌现的肥沃土壤，这些都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共同证明的千真万确的事实。

　　从综合统计数字来看，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(OECD)的国家中，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5%。它们创造了这些国家60%至70%的就业和 55%以上的GDP。发展中国家的相应数字大体相当。这说明，中小型企业的重要性在发达国家并不亚于发展中国家。对于中小企业的重要性，OECD这样评 价：“中小企业在所有国家的经济中，都发挥着重要作用，……在就业、经济增长、提高生产率、创新、减少贫困和增加社会机会等领域，中小企业都做出了重大的 贡献。”亚太经济合作组织(APEC)也指出：“中小企业创造了本地区大多数的就业，是本地区经济发展的脊梁骨。”

　　从单个国家的经验来看，美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，80%的就业机会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；同期，德国80%的就业岗位是由那些不到20人的小企 业创造的；日本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，第二、三产业新创造的就业岗位中，93%属于小企业。由此可见，即使是在最发达国家，中小企业也在保障就业、降低失业 率方面，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　　从历史上国家崛起的经验来看，说中小企业决定国家命运，毫不过分。我们知道，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，决定世界霸权的，就不再是航海和商业冒险，而 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实力。19世纪，英国凭借自身的工业实力，取代葡萄牙、西班牙和荷兰，成为日不落帝国。而英国工业的主力，正是遍布英国乡村和城市、家庭 所有的中小型纺织厂、磨房、煤矿和炼铁厂。

　　进入大企业时代后，美国取代英国，成为世界霸主。美国的大企业虽然闻名于世，但美国经济得以保持竞争和创新的活力，靠的却是中小企业。源自美国 乡村的沃尔玛对美国零售业的冲击，靠三架飞机起家的西南航空公司对美国航空业的冲击，微软对计算机行业的冲击，就是美国中小企业不断冲击和打破垄断的最生 动案例。正是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，使美国任何行业中任何一家企业，无论它资格多老，名气多高，规模多大，都很难固步自封、止步不前，坐享垄断利润，这就形 成了美国企业中的创新文化，即“惟一不变的，是一切都永远在变”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说中小企业挽救了美国，使美国得以保持强大，丝毫也不过分。

　　今天，与美国相比，中国的一些企业也够大了，比如中国工商银行(6.79,0.02,0.30%,吧)、 中石油等，以某些指标衡量，已属于世界前列甚至世界第一。可大家的共同感觉是，中国的企业，往往是大而不强，缺乏创新，没有活力。个中原委，虽不止单一因 素所致，但以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为鉴，没有给中小企业创造条件，使中小企业能够通过灵活的机制和自身的创新，来挑战大型企业的垄断地位，不能不说是 一个重要原因。热衷于打造世界500强，忽视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和培养，不能不说是多年来中国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失误。

　　崇尚大企业的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曾经说过：凡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，即对美国有利。我们的观点和他相反：凡对中小企业有利的，即对一国经济的活力和长远发展有利。中国与中小企业有关的经济立法，其指导思想，都应该具有这样的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。

　　劳动立法的国际经验

　　我曾经多次听到一些支持和参与制定《劳动合同法》的专家和学者说到，在考虑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劳资关系时，德国模式是一个最重要的参考。然 而，在劳资关系和公司治理结构上，德国模式是不可取的。但即使是这个不可取的德国模式，也没有忘记对中小企业区别对待，为其留下更多自主经营和自由发展的 空间。倒是在后面这一点上，参与制定《劳动合同法》的专家学者们，好像忘了充分参考和学习德国的经验。

　　其实，由数部 “共同决策法”和“参与法”所规范的德国劳资关系，在世界范围内，并非大家都崇拜和向往的模式。相反，IBM的前欧盟区总裁、德国人亨克尔 (Hankel)就曾经指出，德国的共同决策体制，是一个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愿意模仿的管理模式。德国前总理科尔也认为德国模式是没有未来和前途的。

　　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它导致了劳资关系和用工制度的僵化，进而导致了长期以来德国的失业率始终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。德国的长期平均失业率在9%左 右，整整高于它的邻国丹麦一倍以上，也高出英国、爱尔兰和美国一倍左右。德国僵化的劳资关系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，还导致了数百万德国人到海外寻找工作机 会。同时，德国企业也是全世界海外投资最积极的国家之一。大量劳动力和资本的外流，导致德国经济长期增长缓慢。

　　这就是德国经济中的 “三高一低”，即失业率高、劳动力流失高和资本流出高，经济增长率低。德国模式给德国经济带来的是这种后果，怎么会对其他国家有吸引力呢？

　　鉴于德国模式所导致的严重问题，近年来，改革既有劳资关系的讨论和呼声，在德国国内和欧共体范围内不绝于耳。有意思的是，改革的呼声和措施，并 非只是来自雇主一方，它同时也来自雇员一方。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，德国工会的覆盖率，就一路下降且有加速的趋势，仅在2000年至2004年短短几年 内，就从30%下降到20%。同时，更多企业的员工委员会也认识到，僵化的就业关系会削弱企业的竞争力，从而损害他们自身的利益，故而越来越频繁地违背行 业工会与雇主联合会达成的工资协定，私自在企业内部和雇主达成削减工资的小协议，来降低高工资和高福利对企业竞争力的不利影响。

　　在立法措施上，欧盟和德国也在采取措施，限制德国模式的适用范围，允许新成立的德国公司和在德国的跨国公司注册为“欧洲公司”，遵循欧盟通行的法律和管理准则，而不是德国制度。对已有的德国公司，则允许其在一定条件下，根据一定程序，改变为“欧洲公司”。

　　把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人愿意学习的管理模式，作为中国制定《劳动合同法》的一个重要参考，简直就是在模仿一个错误的和过时的模式，除非有人希望在中国也出现德国的“三高”现象。中国劳动立法的指导思想，绝对不能效法德国模式，并视之为“与国际接轨”。

　　德国的劳动立法如此不可取，却有一条例外：它没有忘记对不同规模的企业做区别对待。德国劳动立法区别对待的细节繁多，但基本规律是，对大企业 严，对中小企业松。比如，作为德国模式的一个重要支柱，法律要求，在企业一级和以下直至车间、班组，需成立员工委员会，与管理方平等对话，共同决策。但法 律对5人以下的企业网开一面，不要求其成立员工委员会。法律还规定，200人以下的企业，无需有人专职为员工委员会工作。由于法律允许中小企业有更多更大 的灵活性，实践结果是，在德国企业中，雇员超过200人的企业，80%都成立了员工委员会，而雇员100人以下的企业，75%都未成立员工委员会。这意味 着在整个德国企业中，绝大多数都没有成立员工委员会，因为德国90%的企业雇员都在100人以下。实际上，成立了员工委员会的企业，2005年仅为全部德 国企业的14%不到。这表明，在德国，其最为严格、要重要的劳动立法，主要是针对大企业的，而对广大中小企业，德国重要劳动立法都充分考虑到其具体困难， 允许其保留更多更大的灵活性。请注意，德国属于发达国家，无论其大中小企业，与相应的中国企业相比，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都要高得多。因此，德国100人的 企业，其产出水平和资产总额水平，都会与中国雇员人数大得多的企业相当。

　　何止是德国!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劳动立法，对中小企业没有这样或那样的免除条款呢？印度联邦立法要求解雇员工需经政府批准，但此法对雇员100人 (有时是300人)以下的大多数印度企业都实行免除；在美国，基本上所有联邦一级的劳动立法，对小企业都是免除的。比如，美国联邦法律规定了雇员由于家庭 和个人健康原因有休假的权利，但法律同时规定，如果一个地方雇员人数少于50人，且同一企业在120公里(75英里)范围内没有其他雇员，即可不执行该法 律。

　　劳动立法的“严”与“宽”

　　前面说到，从教育背景、技能和就业机会的角度来说，中小企业和在中小企业就业的员工之间的就业关系，更多时候是属于低端对低端、两个弱势群体互相帮助的性质，因此，不能期望中小企业有和优秀大企业相媲美的报酬、福利、劳动条件和就业稳定。

　　针对这个层面的劳动立法，要特别注意和加强的，是对那些有损劳动者健康、人身安全和人身自由的做法，完善立法，严格执法，坚决取缔，严厉打击。 对于违反对劳动者承诺，拖欠工资报酬的做法，也要通过立法和执法，坚决纠正、予以惩罚。但是，切不能把黑砖窑、黑煤窑当成广大中小企业的代表，以此作为根 据来制定规范中小企业的相关法律，侵犯中小企业自主经营管理的权利，增加中小企业的运行成本，恶化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。

　　文/王一江

　　数年前，有一个河南农村的年轻人，身无分文，身背一包行李，便登上火车，来到了北京。 在灯光灿烂的首都，自己到哪里去过夜呢？“只要让我过夜, 给我饭吃的工作，我就干。” 按照这个原则，他很快找到了第一份工作。这份工作确实不理想，工资低，也没有任何稳定性可言。

　　于是，年轻人开始寻找更好的工作。他的第二份工作比第一份工作的工资要高，因为在找第二份工作时，他具备了三个新的有利条件。首先，他有地方吃 饭和过夜，不用那么着急，可以慢慢找。其次，他对北京的劳动力市场需求状况和工资水平更加熟悉。第三，他已经有了工作经验，这是很多雇主都喜欢的。

　　年轻人对第二份工作并不满足，而是继续寻找更好的工作。几年下来，他换了几次工作，收入越来越高，省吃俭用，还存了一些钱。现在，这个年轻人已经结婚生子，一家人住在北京，日子不算富裕，却也安定。

　　试问，这个年轻人在干第一份工作的时候，受到不公正待遇了吗？他吃亏了吗？

　　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。当年，第一个老板之所以愿意雇他，就是看中了他初来乍到，好欺负，可以把他的工资压到最低，且不要给他任何就业保障。因此，可以认为，老板欺负和剥削了这个属于“弱势群体”的年轻人。

　　而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，显然是否定的，年轻人没有吃亏。第一份工作虽不理想，却对这个年轻人很有帮助。它帮助年轻人度过了初来北京最艰苦的日 子，也为其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有了这开始不够理想的第一步，才会有后面更加理想的第二步、第三步。特别是对于这些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来说，受教育程度 很低，又没有值得骄傲的就业历史，除此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？

　　把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综合在一起，得出这样的结论：第一个，甚至第二个、第三个老板，他们在主观上都是想充分剥削这个年轻人，也确实在相当程度上 利用了他的初来乍到，占了他的便宜。但是，在客观上，每个老板都成为了这个年轻人发展的一个台阶，他们在利用这个年轻人的同时，又帮助了他。

　　现在设想，为了保护这个年轻人，在从事第一份、第二份甚至第三份工作时，不被雇主欺负，政府出台一部法律，对企业雇用员工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，对用工和解聘员工，实行多种限制。这个年轻人来到北京，他的状况会更好吗？

　　不一定。如果第一个老板是个守法的经营者，年轻人的第一份工作的工资应该更高，劳动条件应该更好。但是，他很可能要流落北京街头，度过更多的夜晚，才能找到第一份工作。

　　因为在劳动力成本增加、解雇员工更加困难的时候，雇主雇人的意愿会下降。有几种人，雇主过去会雇，现在就不会雇了。

　　第一种是雇主感到没有把握、感到犹豫的人。这类人，雇主原来很可能抱着“试一试”的心态，雇进来，试用了3个月、半年、一年后，发现好就留用，发现不好就解雇。现在，雇主不能这么做了。

　　第二种是可以被机器替代的人。劳动力成本低，用工灵活，雇主就更倾向于用人代替机器。反之，雇主就会加快用机器代替人。法律促使劳动力成本上升，也就是在加快机器代替劳动的速度。

　　上面故事中提到的年轻人，和众多与他类似的底层劳动者，很可能正是雇主改变用工态度后最可能的利益受损者。他既没有受过多少正式教育，来北京前又没有什么工作经验，雇主对他的技能和潜力都没有把握。同时，他所从事的是简单劳动，是最容易被机器替代的劳动。

　　如果我们的劳动力市场上还有众多这样的劳动者，劳动立法应该注意，不要大幅增加劳动成本，不要限制雇主解雇员工的自由，从而剥夺底层劳动者被雇主“试一试”的权利。

　　有一次我出差到外地，跑到路边小超市，去买几盒方便面晚上备用，看到我身边有个六七岁的男孩子也在买方便面。他身上有些脏脏的，显得很单瘦，也 很安静，他把不同品牌看了又看，最后挑了一盒到了收银处。机器一扫描，价钱显示出来：3.5元，小孩伸出他的手，把手中所有的钱都递给收银员。这把钱，都 是小零钱，收银员数了一阵，最后告诉他，钱不够不能买。听到收银员说钱不够，小孩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，只是满脸充满失望的神情，不知所措，呆呆地站在那儿。

　　我这时正好排在小孩后面，我对收银员说，把钱退给小孩，方便面也让他拿走我来一起付钱吧。收银员把这个消息告诉小孩后，他脸上的表情略显轻松了一些，拿起方便面，还是一声不吭，走出了小超市，很快地消失了。

　　此后好多天，我都受到自己和家人的责备：怎么当时就没想到多买些方便面送给这个小孩呢？

　　转念一想，我就是给这个孩子再多买些方便面，充其量也还是小恩小惠。而且这盒方便面，是不是这个孩子吃了，并没有把握。即使这次是他吃了，想必他生活的常态多是饥肠辘辘，想吃什么还是没有。另外，除了他，吃一盒方便面都很难的小孩，又还有多少呢？

　　学龄儿童的吃饭问题，事关中国下一代的素质，是一个全社会尤其是政府应该严肃考虑、认真解决的问题。中国优秀的下一代，需要受到良好教育，也应该拥有强健体质，这既是我们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目的，也是中国经济和整个国家更加强大的重要保证。

　　健康的体质需要基本的营养保证。儿童的入学率、毕业率和教育的效果，也要以有饭吃作保证。近年来，国家为了提高适龄儿童的入学率，全部减免了贫 困地区中小学的学杂费，并实行了一定的困难补助，对提高入学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。但在一些贫困地区，解决不了吃饭问题，仍然是相当一部分孩子辍学的重要原 因。同时，全国学生体质调查结果显示，中小学生轻度营养不良和体重不足者，仍然高达32%-43.8%。

社会和政府应该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？最简单、最直接、最有效的办法，就是由财政拨款，由政府出面，组织安排协调，让所有中小学生都能在学校吃到达 到营养要求的午餐，其中对困难家庭的孩子，要免费提供这样的午餐。这样，上学的孩子身体更加健康，学习效果会更好；很多家里吃饭困难的孩子，就是为了吃 饭，也要来上学了。所有这些，都会使中国的下一代变得更加健康和高素质。

　　以此事的重要性而言，财政无论多困难，都应优先解决。更何况，以当前中国政府的财政实力，向中小学生提供免费午餐，确实也并非难事。以平均每顿 午餐10元、每个学生每年在校300天估算，人均年需约3000元人民币，如果全国中小学生中有1亿人得到政府完全免费提供的午餐，财政每年需要支出约 3000亿元，占财政年5万亿元的收入不过6%。如果在国家财政的带动下，再吸收民间参与，获得更多的资金，就可以让更多的孩子吃上免费午餐，或者吃得更 好。作为参考数字，有人估算，中国一年公款吃喝大约要花掉2000亿元，公车支出约3000亿至4000亿元，公费出国考察约2000亿元。

　　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，对困难家庭的学生实行免费和补助午餐，是一项最普遍、最基本、最重要、最少争议的社会福利。在这些国家，这项社会福利往 往开始于经济尚未发达之时，而且也不因为后来的经济发达了，吃不起午餐的人少了，而取消这项福利。除了发达国家，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与地区，比 如印度、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，也都有为中小学生提供午餐的社会福利。

　　以美国为例，早在150年前，即从19世纪50年代起，儿童的午餐问题便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，一些地方政府开始采取相应的措施。到1937年， 美国已经有15个州以立法形式，要求学校和地方政府拨款和采取其他措施，积极解决学生午餐问题。上世纪80年代以来，“小政府”在美国重新成为民意和政治 的主流，政府一方面实行减税，一方面从各方面削减开支。在这个大潮流中，美国学校中的免费和补贴午餐却没有受到影响，因为没有哪个政治家敢于或愿意被指责 为 “从孩子口中抢面包”。美国学校中的午餐，虽然名义上只对困难家庭免费或实行补助，中等以上收入家庭孩子应该付费在学校吃饭，但在实际操作中，把握得非常 宽松，如果家长忘记付费，或学生哪天钱没带够，也绝不会让孩子受影响，都是先吃了再说，欠款是否补交，何时补交，常常是 “凭良心办事”。

　　日本学校午餐计划始于经济起飞前的1955年。这个计划的目的，就是要保证所有孩子都能在学校吃到营养午餐，具体有几个特点非常突出：一是营养 午餐由政府投资的非营利性机构统一配送，学生用餐只负担食品成本，其他成本(比如人工成本)由政府买单；二是低收入家庭免费享用，保证穷人孩子能吃到和富 人孩子完全相同的营养午餐；三是特别重视保证每人每天能喝到200毫升牛奶。经过20多年的努力，到1980年，日本青少年的平均身高已经比1955年提 高了10公分以上，这样，至少在个头上，日本民族终于摘掉了“小日本”的帽子。

　　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了30年，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都大大提高了的今天，在把关注民生、促进社会和谐、强调科学发展提高到前所未有的 高度的今天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在财政支出中拿出足够的资金，采取必要的措施，让全国所有的中小学生都能在学校吃上营养午餐，让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在学校 吃上免费午餐。